2014年2月28日 星期五

我在鵝湖月刊2014年1月號上開了一個專欄,就名叫中央觀察站,寫了一個開張啟事,說明為什麼會有這個觀察站的原由。雖然要開動這個觀察站已有二十年,但在年初要開動時還是有點匆促,當時月刊篇幅大體已定,所以原初的稿是有近三千字,最後只刪成一頁。現在把原初的全文紀錄在這裡,供諸位瀏覽。我會把每月在鵝湖月刊的觀察站內容,貼在這裡。這個觀察站是我祈望能與諸位和世界通氣的窗口,歡迎諸位提供批評和回應。

以下是開張啟事:

中央觀察站

李瑞全
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

開張啟事

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生的人,比起我們父母的一代,實在幸福很多。他們經歷了辛亥革命、滿清皇朝結束、軍閥混戰、國民軍北閥等戰亂。而在內亂未完全底定之時,日本軍國主義者為怕中國安定壯大,立即發動侵華戰爭。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已發動侵韓、侵東北、佔據台灣等軍國暴力。眼看中國即將回復安定,勢必對日本的霸權不利,於是乘中國戰爭年年,國力最疲憊的時候,正式大舉侵華,號稱三個月攻佔全中國。但最終七年也無法得逞,以戰敗結束。中國政治最後經歷國共戰爭,國民政府退居台灣,再由美國建立的冷戰時代的圍堵東亞共產勢力的戰線,台海對峙分裂而立,我們父母一代的流離才算暫時結束。但他們一生所受的苦難,生命與親情之內外傷痛憂懼,絕不是我們在戰後出生的一代所可真切想像得到的。

但世界並不就此天下太平。

當我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從香港去美國中部求學時,驚覺美國人的自大,一切都是世界第一:他們的國內的比賽,不管是棒球或是拳擊,都莫名地自封為世界冠軍。這時,我才知道,在香港天天所接觸到的消息和學習,充滿世界的意味。香港本就是在世界的經濟、政治、學術的交滙與競爭中發展的都市,從十九世紀的一個小魚村,慢慢成為與紐約、倫敦鼎足而三的世界大都會。我們不但有親歷這個社會在戰後的發展經驗,如建立徙置區、不干預政策,家庭手作業、發展中小學教育等,對大陸的各種情況,包括大躍進、三年大饑荒、文化大革命、紅衛兵的文攻武鬥,對大陸農村城市的貧乏與破產都很清楚。同時,我們對英美歐洲等事態也有近距離的了解,如對英國人的治理殖民地的高明手法,有法治而無民主的,以行政吸納政治的方式,香港總督維護大英國的利益而保持香港的地位,英美在遠東的合作,等等,都似乎日日在我們的生活中流轉。對台灣的了解主要是通過親台的報紙,因為,香港人對大陸情況有許多真實的了解和接觸,不會盲目相信人民日報的謊話,因此,親大陸的報紙在香港銷路都很差。香港人知道台灣當年的社會與經濟發展尚很緩慢,而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,也近乎以五十步笑百步的角度來看待,因此也不擁台。我在美國遇見的台灣同學,也常感覺他們可能長期在台灣受到消息封鎖或片面宣傳所誤導,對美國和香港的情況都乎完全不理解。我們對於在美國生長受教育的華裔學生片面相信大陸的宣傳,釣魚台運動時一面倒左傾也不可解。

也可以說,我是在這種生活與國際背景下成長,在唸大學的時候就充滿對世界和知識的好奇,總自覺要去了解世界各地的情況,也常參加各種國際學人的演講,去了解各種思潮思想的論述與發展,對自己的社會和國家期望有更多的理解和反省。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,那時候是七十年代初,新亞書院的中文、歷史和哲學的學生,組織了對中國大陸的文史哲二十年發展的研討會。在好幾個月的期間,我們天天去收集了大量大陸資料的友聯研究所,去研讀大陸的資料。因為我負責哲學部份,也讀了許多馬恩列斯與毛澤東和大陸共產主義者的論述,知道所謂「一分為二與「合二為一的爭論,以及大陸政治鬥爭與發展的情況。進到新亞書院也是在我的生命中一個獨特的機緣。我是在中學多讀了些文化與哲學的書本,因而選讀了哲學系,進了新亞書院,也因此得以受學於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復觀三位先生,後又有來自美國的劉述先先生。諸位先生對家國天下的關懷和日夕與儒學大師的生活熏陶,使一個出生自手工家庭,端賴父兄日以繼夜辛勤工作維持一家糊口生活的年青人,受到巨大的提升和鼓舞,可以說終生不渝。由此有了一個志願,要去國外專研西方哲學,特別是數理科學哲學,以充實中國哲學所不足之處。

在大學畢業前,我去過台灣旅遊,曾環島一遍,看到各地的民情與生活狀況,見到物資與生活的改進;後又與中文大學同學們在文革後期以自由行的方式到過廣東和廣西,也有機會接觸到基層幹部的一些生活情況,知道他們對鄧小平復出的期望。七十年代末期在美國要畢業時,牟先生為我安排了東海大學的教職,希望我回來。我在高雄事件後一年來到台灣。當我下飛機到東海大學路上,看到台灣當時已發展的社會和經濟情況,我知道當時黨外式的抗爭或革命根本上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在台灣教書的頭三年,我是以再讀一個博士學位的方式來教學,即,把西方哲學經典在教學中重新消化和全面地閱讀。從我原來較為專精的科學哲學和所及的西方英美哲學的研習,擴展到全面的西方哲學的了解。同時,也是按原來自己的學術規劃,重新接上唐、牟、徐三位先生的儒學與中國哲學學統,開始寫一些綜述三位先生的經典詮釋,發展中國和儒家的哲學。中間我還回去美國讀了一年數學碩士的課程,期望完成數學邏輯與數學哲學的未完之夢。不過由於教職所限,一年後即要回台,數理哲學之夢也就中斷了。回到東海大學本擬就維根斯坦的理論開發新的建構,也開始講應用倫理學的科目。但跟着我又轉回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教書,純粹哲學的研究也不免稍減,轉而對教育與社會科學花了幾年的時間去研習,因而又特別多了解了韋伯的現代化鐵籠的說法,高爾拔的道德階段論和哈珀瑪斯的現代化與反後現代的理論,以及一般的社會學理論和西方馬克斯主義的論述。我在此期間的一個研究主題是後現代化與後現代主義的問題,開展了儒家的後現代化的構想。後來結合日漸成熟的生命倫理學的研究,嘗試提出當代儒學的兩個主要的發展方向:應用倫理學與後現代化的課題。由於這幾方面的發展,使我看到這個世界的不同面相,也常有很多感觸和啟發。

在客觀世界方面,在我們這一代之間也發生許多天翻地覆的事件。在日本經濟復興之後,亞洲四小龍的興起、歐盟成立、大陸改革開放、六四事件、東歐蘇聯解體、冷戰結束、美國獨霸、大陸和平崛起、金磚四國的出現,以及近年美國房地產泡爆破、引發全球金融危機、美國政府印鈔票救市、造成亞拉伯之春、歐元瀕臨解體等等,都對我們的生活與思想產生巨大的衝擊。而現代化的進程,所表現的固然有人類理性的光明面,但也帶來現代化的黑暗面,諸如現代化的鐵籠、反理性主義、宰制的資本主義,以及新的時代的出現:電腦時代、資訊社會、經濟全球化、地球暖化、極端氣候頻生,等等,地球與世界的面貌正日漸在我們面前改變。這種種改變,有讓人驚喜的前進,也有讓人觸目心驚的沈淪。地球村日益形成。在此虛擬與真實混淆、價值顛倒之際,我們豈能無所感?


當代新儒家的大師們在面對中國文化瀕臨崩解之時,除了以全副精神詮釋中國哲學,重建和發揚光大儒學的義理,也取得巨大的成就之外,也以全副生命投注於當下的生命與生活之中,發揮義理於分析與評論當前的社會事務,以推進理性與人性光輝於社會的改進和發展之中。這是儒者之家事、國事、事事關心的人道情懷。當年三位先生基本上是以倫理人文主義來持世論事,常撰文評論家事國事以致天下事,都無非是要實現哲人的使命:護持生命,消除罪惡,發揚文化、天下一家、世界和平。三位先生之論著永在,讀之常令人有立志興起之感。遠在八十年代,我即有踵武前輩之意,又因與中央大學哲研所諸友有緣,擬以「中央觀察站」名義,在鵝湖月刊寫一專欄。然而日將月往,年歲匆匆,竟又虛渡了二十年!2014年跨年前後,實感時日已無多,深懼有負先師之教晦,故設此觀察站,以上繼當代儒者之遺志,舒發個人的感懷,也提供一些反省觀察,期為時代留一寫照,更期望有助台灣、中國、世界與人類社會往前更進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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